【西域寻访记】到新疆克孜尔，寻访中国最早的石窟寺
2025年新疆考古工作汇报会近日公布最新成果，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库车友谊路墓群等新发现，以墓志、彩绘等实物证据，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治理，揭示了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图景。
新疆大地上的一砖一石、一字一物，都在无声述说着一段厚重而连续的历史。这历史，是历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与治理，是中原与边疆绵延不绝的血脉相连；这历史，更是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东西方文明互鉴共生的生动见证。新春之际，让我们穿越黄沙与时光，探寻遗存深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密码。
从敦煌出玉门关往西，沿着丝绸之路的中道，一路漫漫戈壁风沙，1500公里之外是曾经的西域要地龟兹，现在主要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境内。在这里，有新疆地区保存最大的石窟寺群落龟兹石窟，其中又以克孜尔石窟为首。
克孜尔石窟第171窟主室右侧壁《佛说法图》局部
从地理方位来看，龟兹石窟是中国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寺群。位置最西，意味着当佛教东传时，这里是中国最早接触到佛教的地区，因此它的开凿年代比莫高窟早一个世纪左右，大约在公元3世纪。佛教最初诞生时是没有形象的，随着在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发展，造像与壁画逐渐诞生，释迦牟尼和佛经中的人物有了具体的形象，不但更适合信众礼拜，而且当繁缛的经文转化为图像故事时，也更容易被人接受。这些可视的宗教内容沿着南亚经西域地区的古道一路被带到新疆，落地生根，开启之后数世纪中国兴建石窟寺的漫漫旅程。在之后漫长的中古时代中，佛教一路向东传播，石窟艺术始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载体，而龟兹则是这段传播之路上连接东西最重要的枢纽，它是中国石窟艺术的起点。
在现存的龟兹石窟中，克孜尔尕哈石窟是距离古龟兹城最近的石窟寺院
克孜尔石窟开凿在却勒塔格（山）对面的断崖上，属于天山山脉南延的支脉。石窟自西向东沿着山体延展开，目前发现的洞窟大约有350个，正式编号269个，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没有壁画的禅修窟，剩下绘有壁画的多是礼拜窟或讲经堂。石窟面前，木扎提河流过，向南连接着龟兹石窟群中的第二大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克孜尔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在龟兹这片土地上，曾经大大小小散落着诸多地面佛寺和山崖上的石窟寺院，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繁盛的佛国世界，并且辐射至周边，经过丝绸之路的来往商旅多会驻足礼拜，各路高僧也经由这里向其他地方传播佛法。
如果你在去克孜尔之前去过敦煌莫高窟，试图依赖着在莫高窟的观看经验去看克孜尔，可能会有点困难。一是因为莫高窟壁画相对保存较好，信息丰富，但克孜尔墙壁上缺失的部分远比保留下来的多得多，它极其残缺，不完整，需要依靠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想象力去填补这些空白；再者，敦煌壁画是佛教传入中国后被汉化的结果，宗大乘佛教，无论是所绘的佛教内容还是绘制风格都与宗小乘佛教的克孜尔壁画有很大的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你第一眼看到克孜尔壁画，依然会动容，会被它的精美与残缺深深震撼，感慨在过去1700多年的时间里，历史流转烙在这面山崖上的各种痕迹。
克孜尔石窟第171窟券顶“天相图”，中间华丽的人面鸟身形象即金翅鸟
克孜尔石窟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佛教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节点，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中国石窟艺术的新模式。走进克孜尔石窟，你会惊叹于鲜艳的青金蓝与石绿色构成的菱格形构图，古代龟兹人在一个个菱形中绘制佛传故事，一个个叠加排列在墙壁上，整齐而有秩序，仔细观看，又会发现各有妙处，被后人称为“龟兹风格”。龟兹壁画是中国佛教壁画的起点，在它之后，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逐一兴建，石窟艺术随着佛教的东传逐渐汉化，在魏晋开凿的早期莫高窟洞窟里，虽然绘画内容已有所改变，但可以看到与龟兹石窟相似的青绿用色。
在使用矿物颜料的壁画上，所见的颜色很多都由附近的石土制成，可能你眼前的这些红色线条，用的就是对面山上的红土。如此一来，你在窟内看到的精美绘画与在窟外看到的辽阔天地，本质上都是同样的山石土块，但前者却在人类的改造下变成了一种精神象征。也正因为这种因地制宜，即便千年之后，我们仍能看到很多残存的壁画尚未变质。
克孜尔尕哈石窟第30窟后室甬道券顶的飞天
克孜尔石窟的开凿从3世纪持续到9世纪，在这六七百年中，中国从汉末的动荡分裂，至大唐盛世的巅峰，再由盛及衰，历史在中原跌宕起伏。远在西域的克孜尔所在地龟兹，虽然也不全然是太平盛世，却始终由龟兹白氏统治，首尊佛教，是西域数一数二的大型邦国。从汉代西域都护府到唐代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龟兹一直是中原王朝与西域之间密切的纽带。它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以宗教和贸易连通着东方与西方。
最后的洞窟大约开凿于9世纪，而后，克孜尔石窟没落。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西域社会动荡，到了14世纪，在东察合台汗国统治下，曾经辉耀中天的西域佛教彻底终结，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昭怙厘大寺这些重要的佛教场所，也都在一次次轰轰烈烈的宗教更迭中，彻底废弃于荒野之中，被人遗忘。
库木吐喇石窟第43窟主室右侧券腹壁画
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第一次到莫高窟，从王道士处骗购大量藏经洞内发现的文献和绢画，此外，还考察了洞窟内的雕塑和壁画，做了一些测绘、摄影和文字记录。与此同时，克孜尔有着相似的命运。同年，以格伦威德尔和勒柯克为主的德国探险队已在克孜尔石窟调查良久，格伦威德尔对洞窟性质、壁画内容和布局、纹饰图案等都做了详细记录，并且临摹了很多线稿。可克孜尔壁画依然没躲过狐尾锯的利刃，考察队切割走了一部分壁画。也是这一年，法国人伯希和带着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寻到库车，挖掘了东、西苏巴什佛寺遗址，写就了《伯希和库车地区考察日记》。1913年，当勒柯克带着助手巴图斯重返克孜尔时，他们带着最重要的任务而来——切割壁画，切割与搬运持续了一个半月。
库木吐喇石窟第34窟主室穹隆顶一角的天王
在德国人之前，俄国和日本的探险队已先行在龟兹考察和劫掠了一番，但流失海外的壁画残块，仍主要集中收藏于德国。根据统计，目前克孜尔石窟现存壁画7000多平方米，而陆续被德国探险队揭取的就有近500平方米。它们大部分被收藏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一小部分毁于“二战”，或是在“二战”之前被转手出售到美国等国家，还有一部分甚至未能到达德国，它们在切割和运输的过程中就已损毁。如今走进克孜尔石窟，那些刻刀留下的切痕依然清晰。历经百年坎坷的壁画残存，从学术角度，现在是东西方学者共同的研究和保护对象，海内外的多年研究构成了龟兹学如今的重要地位。
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左侧壁，窟体用木构加固支撑，上面写着20世纪50年代维吾尔语的修复保护题记
在西方探险队离去之后，1927年，瑞典与我国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前往西北进行地质和考古调查，直到此时，龟兹才开始真正通过现代科学的视角进入中国学者视线。其中贡献最大的是考古学家黄文弼，他曾在20年代和50年代分别长时间考察新疆古迹，克孜尔亦在内。另一位学者、画家韩乐然，曾于1946年受常书鸿邀请，前往敦煌与克孜尔考察。他在克孜尔进行了14天的调查和壁画临摹，并在兰州举办展览。很快他又带着几位年轻画家来到克孜尔，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工作。他们清理洞窟、编号、拍照、临摹，6月中旬，工作告一段落东返甘肃。在嘉峪关飞往西安时飞机失事，韩乐然殉难，随身携带的工作资料、笔记尽失。如今，只有克孜尔第10窟的空白墙壁上留有一段韩先生的长篇题记。1985年，现克孜尔石窟研究所成立，一直守护在石窟旁边。
改革开放以前，工作人员在石窟内进行现场调查（克孜尔石窟研究所供图）
2019年，我们曾推出过《最美敦煌》的封面，那一次我们选取了莫高窟和榆林窟里9个具有代表性的洞窟，来讲述敦煌艺术和千年变迁。时隔四年，我们来到莫高窟的“上游”克孜尔及其周边石窟寺群落，想探寻中国丰富的佛教石窟寺文化的源头：龟兹。对于人类文明而言，它是一个时间的幸存者，既有犍陀罗艺术西来的影子，又有中原汉文化反哺交融的面貌，像是一块海绵，吸收了几大古老文明的养料，吐纳之间，滋养着东西交会的丝绸之路。